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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

2020-05-09 03:55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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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要闻 中国芯奇点1985:当年的学生撑起半导体产业半壁江山,现在距离中国大芯片还有多远? 2020年5月3日 14:46:01 智通财经网

  在在浩大而变幻莫测的产业浪潮中,很难定义一群人推动某个产业发展的作用,更不要说面对的是世界级巨头林立、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中国半导体产业。当我们试图追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30年发展轨迹时发现,发现在1985年曾经出现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奇点。

  典型曲线年参与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,赵立东从未想过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捆绑得如此紧密。邃思DTU的横空出世,是中国半导体跃进的一个体现。

  赵伟国用一种令人“耳目一新”的方式探索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之路:有条件就自己搞研发,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。而紫光集团并购的对象,无一例外是来自于芯片行业产业链最有实力的企业。

  但与虞仁荣观点不谋而合的还有老同学赵立新——格科微电子创始人,“半导体公司,手机赢了就都赢了,手机输了就都输了。”

  用投资人吕煌的话说,三十年前,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和国外的差距是“幼儿园和大学的差距”,现在已经是“初中和大学的差距”了。

  从特许半导体、台积电到华虹NEC,在高峰之前的职业经历覆盖了半导体生产的关键链条。兆易创新创始人朱一明,2017年干脆邀请高峰加入石溪资本,打造兆易创新的产业链生态,石溪资本正是兆易创新出资建立的基金。

  彼时,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专业,迎来了赵伟国、虞仁荣、舒清明、赵立新、任志军、赵立东、冯晨晖、高峰、刘卫东、吕煌、郁群慧等一批新生。

  如今35年过去了,上面这些名字以及他们的同学校友们,在过去几年撑起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。

  在浩大而变幻莫测的产业浪潮中,很难定义一群人推动某个产业发展的作用,更不要说面对的是世界级巨头林立、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中国半导体产业。

  当我们试图追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30年发展轨迹时发现,在1985年曾经出现过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奇点。

  在距离“奇点1985”35年之后,尽管中国的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,但仍没有改变高端芯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现实。

  典型曲线年,对于高峰和选择其中半导体方向的同学们而言,机会显然在国外:他们所学习的专业是全球产业的热门。

  彼时,日本半导体如日中天,全球半数半导体产品已经由日本企业制造,为了保持主导权,美国开始扶持韩国企业与之对抗,半导体产业全球博弈正酣,全球互联网时代刚刚开启。赵立东就趁着南巡讲话第二年的政策东风,去到美国留学。如今,他已经回国并走到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尖峰。

  赵立东创办的燧原科技成立不到两年,就推出了AI训练芯片“邃思DTU”。这款产品是继谷歌和英伟达之后,中国首枚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高端训练芯片。

  坐在记者对面的赵立东,头发梳得一丝不乱,Polo衫的领子熨得平整,说话会习惯性带着英文。用他的话说,刚去美国时,硅谷叫“Silicon Valley”,2000年之后,硅谷半导体的热潮褪去,互联网一片热火朝天,就改口成了“ Software Valley”。

  从1994年扎根硅谷到2007年参与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,赵立东也想不到自己会与中国半导体产业捆绑得如此紧密。

  “我们毕业时,国内半导体行业跟国外水平相比差得太远。”即使是赵立东回国创立AMD中国研发中心的2007年,国内情况还是如此。但如赵立东所说,今天的产业繁荣是多个因素叠加造就的。

  “好比你是个厨师,但是手里什么都没有,还是做不出一桌很好的宴席,一样的道理。”赵立东说多年知识的积累,人才的积累,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。以在全球半导体发展史上地位独特AMD为例,其在收购ATI后,成为世界上唯一兼具X86CPU和GPU技术的公司。AMD中国研发中心成立从之初不到200人,发展成为5年后的2000多人。在这个国际大厂,培养和成长了大量本土集成电路人才,他们参与设计,验证和量产了尖端的GPU和CPU芯片,在实践中学习了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流程。

  这里,有建制完整的团队,有先进的流程管理、有实战经验,做的都是高端的芯片。行业长期发展积累,衍生出来新的红利,燧原科技并非唯一受益的公司,整个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最近十年实现了快速发展。

  其实,赵立东更为外界熟知的身份是前紫光集团副总裁。有意思的是,他选定和记者见面的地点是在清华东门外的紫光咖啡厅。从这里往南是启迪科技大楼,向北正是紫光大厦,后者也在和清华大学千丝万缕的关联中,见证中国半导体产业从发展到跃进的轨迹。

  2014年9月24日,半导体产业发生两件大事。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正式设立;世界芯片巨头英特尔也在这天宣布,向紫光旗下的展讯通信和锐迪科微电子的控股公司投资约15亿美元。

  彼时,董事长赵伟国已为紫光集团确定了世界级芯片巨头的目标,并购是他眼中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。2015年在北京亦庄的一场研讨会上,赵伟国的演讲冲击了很多人。他说:“资本投我们,我们拿钱去做产业,资本再到资本市场去套利”。

  赵伟国用一种令人“耳目一新”的方式探索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之路:有条件就自己搞研发,没条件就从海外并购。而紫光集团并购的对象,无一例外是来自于芯片行业产业链最有实力的企业。

  成功并购后的整合也是问题。此前,英特尔注资的控股公司,其背后的通信基带芯片企业展讯和锐迪科,一直以来都是竞争对手。锐迪科担心被展讯“吃掉”,一时人心动荡。而负责重建锐迪科管理层与核心技术团队的任务,落在了赵伟国的老乡,同时也是大学同学的任志军身上。生于新疆库尔勒的任志军,清瘦、高挑,颇有学者气质,同学们都亲切地喊他“阿任”。就是在那时,任志军接到了郁郁不得志的赵立东从大洋彼岸打来的电话。原本计划将AMD一条产品线移到北京的赵立东,却遭到美国同事的掣肘。

  “你赶紧回来,机会有的是。”阿任把老同学赵立东“喊”了回来。2014年12月,和赵伟国见面后,赵立东正式到紫光上班,3个月后被任命为锐迪科总经理。赵立东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时间,重新梳理了锐迪科的产品,在对锐迪科管理层进行重建后,锐迪科基本走出低谷。2017年3月,赵立东升任紫光集团副总裁。

  然而,在如竞争激烈的产业链条中,获得成功并非易事。半导体行业高度细分,全球化分工也非常细致,本来这是一个最好的产业链链条,但随着近期美国不断对中国的高科技行业施加封锁线,使得这个行业有脱钩的风险。

  “刚毕业时,技术都在海外,那时做高端芯片是空谈。但这么多年,政府、产业界的投资,跨国公司或本国企业都在培养人才,加上国际形势对自主可控的倒逼,这是最好的时间点。”赵立东眼中的半导体发展黄金时期,在中国才刚刚开始。

  如今,紫光完成了“从芯到云”的高科技产业链布局。芯片部分以长江存储、紫光展锐、紫光国微为主力,网络部分以新华三及紫光股份为核心。

  紫光在芯片领域的发力以及中国物联网产业的崛起,让诸多人看到了创业的机会。赵立东就乘势加入了AI芯片创业潮,“高端训练芯片是一个垄断市场,正是中国所需要的。”

  赵立东决定创业时,任志军也决定从头开始做一家公司。而他创业的最大一笔投资来自同学老虞——韦尔半导体创始人虞仁荣。

  同学们眼中的老虞是一个“极聪明的人”。前天打了通宵麻将,转天去参加全校大一数学竞赛还能拿一等奖。虞仁荣也属于同学眼中比较有钱的人,其实是他会把海淀的卷子拿到保定去兜售“挣小钱”。如今成为韦尔半导体掌舵人的虞仁荣,大部分时间都在拜访客户,因为“客户是商业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环。”2017年国内半导体公司密集上市,坐落在上海张江的韦尔半导体便是其中之一,如今那里汇聚了长三角最重要的一批创新力量。

  采访那天,虞仁荣有别的安排,因此采访任务交给了同在韦尔多年的同学韩杰。采访结束后,韩杰带着记者去办公室拜访虞仁荣。从他的办公室往外望去,川杨河和西沟港交汇,沿着张衡路走1.4公里是创新河。

  这位登上2020年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的上市公司创始人,看起来平易近人,穿着黑色的羽绒马甲和格子衬衫,带着无框眼镜,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。他说话语速不快,却让人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,他强调客户和市场的重要性,

  2018年8月,韦尔豪掷130亿元并购CIS领域全球前三的企业北京豪威,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。在终端设备中,CIS相当于半导体里的“眼睛”,摄像头、虹膜识别、人脸识别都有应用。其在下游应用领域中手机市场占比最大,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图像传感器市场市占率第一。

  并购豪威,韦尔拓宽了在安防和汽车领域的市场范围,豪威的产品被带到韦尔的客户中,韦尔也通过豪威与世界级一线品牌厂商搭上了线。但相比紫光并购的发展路径,分销起家的虞仁荣,此前更多走的是市场倒推产品的道路:市场需要什么,反过来设计产品。2003年后,中国手机市场展开了一轮飞速发展,虞仁荣看到了这汹涌而来的趋势。2004年公司成立之前,虞仁荣并没有打算先做产品,而是通过签代理线切入手机市场。

  彼时,德信无线和中兴通讯的一批人出来做IDH(Independent Design House)。IDH是上游IC原厂与下游整机企业之间的桥梁。IDH比IC设计厂商更加靠近市场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,韩杰回忆,当年成立的那批IDH方案设计公司,龙旗、闻泰,对韦尔成立的影响很大。

  虞仁荣打算做手机时,决定放弃之前的所有生意,当时韦尔的上海公司还有一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的市场,砍掉的时候大家都不太理解,那时,手机都是国外品牌,大家看不到国内品牌的成长希望。

  2003年,赵立新从美国回国创立格科。而此前一年,宁波波导年销量达678.55万台,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,市场份额达10.4%。

  回国之前的赵立新,曾在新加坡的特许半导体做了三年制造,又到美国ESS公司做了一年CIS设计,随后进入UT斯达康,丰富了制造和设计经验。在2003年赵立新回国创立格科之前,宁波波导2002年的销量已达678.55万台,跻身手机市场2002年销量前三甲,市场份额达10.4%。但在彼时的中国的手机产业链中,摄像头还是无人问津的领域。尽管市场空间很大,中国却没有能做设计的公司。赵立新便选择从从摄像头传感器做起。

  在2005年加入格科的老同学魏军回忆,2005年7月第一款产品问世后,赵立新去拜访中星微电子。那一年,中星微电子是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企业,势头正猛。

  中星微电子的人说:“老赵你要是能够按照这个要求做出产品,并做到这个价格,达到我们的要求,就可以给中星微做ODM。”这个产品是安装在电脑摄像头上的传感器。为了抓住中星微这个客户,赵立新接下单子。

  2006年和2007年两年,许多同行纷纷进军PC领域。而台湾、韩国、美国的公司都在传感器行业与他们竞争,眼看2007年就要亏损,赵立新做了一个关键决定:进军手机市场。

  2006年,中国手机销售量为1.0919亿部。2007年底,格科做出第一个按照手机规格设计出来的摄像头传感器,2008年公司快速扩张,营业额从几百万美元做到2000多万美元。乘着手机发展的东风,到2010年,格科的营业额超过1亿美金,2014年营业额达到阶段性的顶峰。

  2009年,卓胜微第一款产品数字音频芯片问世。那时普遍应用的是调频FM广播,冯晨晖和团队看中了数字音频广播的DAB标准。辛苦做了两年,东西却卖不出去。2010年,天使轮融的钱差不多快花完了,已有的产品没有市场和客户,新的产品还没出来。

  冯晨晖用压抑、迷茫但坚持不懈,来形容那时的工作状态。还是和老同学交流受到了启发。

  2014年,卓胜微调转船头,将射频前端芯片作为公司的主攻方向。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,三星一直是我们最大的客户,如今包括华为、OPPO、vivo、小米也是我们的客户。”在冯晨晖看来,这些年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内手机厂商,正是他们这类芯片公司得以继续发展的土壤。科创板和大基金,更多意义上是锦上添花。

  当中国芯片产业遍地开花,时间回到35年前,高峰他们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场景,用投资人吕煌的话说,

  刘卫东还记得,在校期间给老师们“打零工”的日子,大家用坐标纸刻红膜来设计芯片,而国外已经在用计算机设计芯片。

  到中科院微电子所读硕士的高峰,记忆中当年“国内最先进的生产线寸,清洗设备清洗硅片时都是手动拉出来,按照指令人工清洗,而国际上已经有很多8寸的自动化生产线了。”后来新加坡特许半导体和台积电的工作经历,让高峰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巨大差距。早年的这群人,有点像一位孤独的水手,划着小舢舨,走向一个旋转的风暴。

  即使到了90年代,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进入中国,中国半导体开始有发展势头,但仍然进步缓慢,“市场换技术”的思路,很难给半导体的发展带来实质性的助益。

  高峰记得他研究生期间去韩国南亚半导体株式会社学习交流的场景,学习使用当时国际先进的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的设计软件——美国Compass来设计芯片。彼时,这个与中国一海之隔的国家,在美国和日本的基础上实现了DRAM领域的赶超,并在1995年先于日美开发了256M的DRAM。作为半导体专业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,郁群慧毕业后留在了老师的公司——三年前被创业板上市公司飞天诚信收购的宏思电子,专注自主研发信息安全应用集成电路的芯片设计公司。

  最初没有资金搞研发,为了生存,他们从反向设计做起,接客户委托设计的任务,把市场上已有的产品拆解分析,把功能都弄明白,然后自己做成产品,再拿给客户做生产,相当于做设计服务。

  “这个(反向设计)也是积累,如果没有这个过程,我们后面也很难具备正向设计的能力。”郁群慧说。反向设计的路径是90年代许多中国芯片公司走的路,很像美国当年学习英国工业革命成果一样,“学习、吸收、再创新”。郁群慧说。

  市场变化莫测。当卓胜微们逐步脱困之时,刘卫东的久好电子在2014年刚刚成立,主攻传感器信号调理芯片。但该类型的芯片见效周期长,能获得投资的机会少。第一笔投资还是来自室友吕煌。

  刘卫东原来留着一撮胡子,说这样在人群中很显眼。后来把胡子剃了,同学们笑说,年轻了不少。

  他在微信朋友圈的内容,几乎都是自己公司产品的介绍,即便是放假期间,也总能看到刘卫东在朋友圈发关于久好电子产品的信息。他还是清华校友总会半导体行业协会秘书长,同学们喊他“老刘”,热心地张罗各类与之相关的校友活动。

  刘卫东对生动形象的表达也不擅长,采访之前,他甚至按照提纲将回答用电脑逐一打了出来。

  和刘卫东一样,带有浓厚闽南口音的吕煌也说自己不擅长说故事。泉州安溪盛产铁观音,曾经到泉州拜访他时,他更习惯边泡茶边聊天。曾经那些投资,被他一笔带过,但却乐于分享他对于行业的判断。

  当年毕业后回到老家泉州做实业,后涉足投资的吕煌发现,老同学们“搞芯片的更多”。加上就有的专业功底,如今回看吕煌的投资布局,芯片项目占据约70%。这其中,韦尔2007年成立时,吕煌投资了410万元,同时他还是兆易创新的早期投资人之一。

  当初刘卫东就问吕煌,创业要是失败了怎么办。吕煌说失败不了,万一失败了,就当还当年请他喝酒的钱。原来在清华读本科时,有一年吕煌过年没回家,刘卫东从山西老家提早回校,揣着竹叶青和兔子腿。吕煌在学校南门接他,说以后毕业挣了钱,一定要再请刘卫东一次。

  到目前为止,很多人已经穿越了风暴眼,但所有人还在路上。对这群人而言,今后两年是至关重要的考验。现在,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带来的新的范式变迁,物联网、无人驾驶、工业4.0等,这一切新事物都包含着半导体技术的进步。

  而清华大学EE85的同学,无疑成为这股潮流中不可忽视力量。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“时代使然”。在他们眼中,未来十年或者更长时间,“一生难得遇一次的”机遇已摆在面前。接受采访的众人乐于分析形势,不同的经历,每个人在采访中对形势的分析各有侧重,但有一点是一致的,就像高峰记得大学班主任周育诚常对他们说的话:

  公共卫生事件笼罩到当下,注册资本2041.5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开始进行二期投资。尽管企业们的信心受到影响,高峰并没有计划减慢投资速度。受到国内“新基建”的推动,他眼中的半导体,国产替代的需求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。5G基建、新能源汽车充电桩、大数据中心、工业互联……半导体都还将继续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  “包括魏少军、陈大同等这批人,他们算我们的老一辈,学长师兄,他们看到了、经历了,甚至亲身参与了,他们心里一直希望能看到他们支持的公司,能够实现当初的承诺,能够真正做出中国的大芯片。”采访即将结束之时,下午4点多的北京依然黑得早,望着远处五道口一些已经亮起星星灯火的办公楼,赵立东突然话锋一转:“这票人心里都有这么一个梦想,我能很深切的感到,你知道吗?”